被取消出口退稅的533項“兩高一資”產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很小，而被調低出口退稅的2268項易引起貿易摩擦的產品，則在國際市場上具備強勁競爭力，因此，本輪大調整最終可能難收滿意之效 

“你愿意出多高的價格都沒用，現在已經沒有集裝箱了。”找遍了上海港所有集裝箱堆場的負責人后，上海一家貨代公司的業務員趙荻在電話里無奈地告訴常熟的客戶。 

　　6月27日，上海港的船艙價格已從月初的每個艙位約2200元攀升至2450元左右，但有價無市。此時距離7月1日出口退稅下調政策大限還有3天。3天內如果沒有奇跡出現，這家常熟工廠將損失13%的利潤。根據新政，他們出口的染料的出口退稅率將從13%一調到底，變為零。 

　　從上海港往上，渤海灣畔的天津港( 26.70,0.29,1.10%)保稅區倉庫也是物滿為患。有所不同的是，這里的貨倉擁堵著大量鋼材。鋼材從天津、河北、遼寧等鋼材集中產區源源不斷地運抵，希望能在這塊自由貿易區內找到一處容身之所，以減少5%-13%的損失。在這次出口退稅大調整中，鋼材類出口產品的退稅調整幅度在5%-10%之間。 

　　不同的出口商有不同的招數。 

　　江蘇吳江廣友紡織公司選擇加班加點生產。但是，大部分訂單仍然趕不及在7月1日前生產出來。總經理唐燦軍只能一邊跟國外客戶商議漲價或撤單，一邊跑跑國內市場。廣友的主打產品粘膠纖維的出口退稅率在這次調整中下降了8個百分點。 

　　“一個星期了，所有同事的電話幾乎就沒有放下的時候，大家都在對著電話大聲嚷嚷，像在交易所里一樣。”深圳一家貿易公司的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工廠、貿易公司、物流公司、船公司、保稅區，圍繞著出口退稅的調整，集體卷入了瘋狂。 

　　6月19日財政部等五部委聯合發文(財稅2007 90號文)，宣布自7月1日起，調低2268項易引起貿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稅、取消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兩高一資”)商品的出口退稅，還有10項商品出口免稅。本次出口退稅調整不設過渡期。 

　　這是自2004年1月國家開始改變出口退稅的政策思路、轉向下調出口退稅率以來，范圍最廣、力度最大的一次調整，海關稅則中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在列，最高下調幅度達13%。 

　　十余家上市公司隨后發布公告，稱將給全年利潤帶來重大負面影響，云天化( 27.28,0.11,0.40%)(600096)預計公司利潤將因此減少5000萬元左右。 

　　盡管多數生產企業、貿易公司此前對出口退稅調整早有預期，但是突如其來的調整還是擊中了不少企業。 

　　雙重壓力裹挾下的大轉型 

　　實際上，最近的一次出口退稅下調，僅僅發生在一個月之前。 

　　6月1日，142項“兩高一資”商品的出口退稅率被調低，同時還提高了日用商品、機械零部件等209項商品的進口關稅。 

　　即便是大范圍的下調，最近的一次也不過是9個月之前，即2006年9月，那一次涉及到1537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的調整。 

　　9個月來，調整出口退稅的政策出臺間隔愈短、措施愈嚴。尤其是進入2007年，3月20日、4月15日、5月20日、6月1日，頻率加快。鋼材首當其沖，從降低、取消出口退稅率，逐漸加大到設立許可證制度、加征出口關稅等組合措施。 

　　2004年1月公布出口退稅下調政策公布，第一次改寫了自1998年以來到2004年間的上調趨勢，此后，出口退稅率一直在調低。不過，歷次出口退稅的調整頻率、幅度和范圍，都比不上最近9個月調整力度。 

　　“這并不令人意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對出口退稅的研究頗受推崇的隆國強說，“2006年開始，國家的貿易政策真正從前些年的鼓勵出口創匯轉型到追求出口質量和貿易平衡上來。” 

　　這一“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先是在2006年初列入“十一五”規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又在2006年年末的中央經濟會議上，與經濟增長、就業、物價一起被并列為“四大宏觀調控目標”。 

　　對于7月1日將要執行的出口退稅新政，財政部部長在答記者問中，更是首次明確“將解決巨額貿易順差、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調整的首要目標”。 

　　1998年以來，中國的貿易收支一直行駛在令人目眩的快車道上，但從2005年開始增速猛然加快，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超過了1000億美元，2006年又增長80%，達到1770億美元，令人驚駭。今年的前五個月，繼續高速運行，已經達到了去年全年貿易順差的約一半，857.2億美元。 

　　絢爛奪目之下，雙重壓力裹挾其中。 

　　2005年秋，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在一次公開演講上發明了“利益相關者”這個名詞送給中國。此后，歐美國家抨擊中國貿易政策時就屢屢為中國貼上這一標簽，聲稱中國的貿易政策使全球經濟進一步失衡，中國應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在不斷加強輿論攻勢的同時，歐美國家也采取了諸多制裁措施，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步步升級，已經從單純的反傾銷上升到反傾銷反補貼等多種措施的組合。 

　　在國際壓力之外，來自中國本身的經濟運行壓力也在上升。 

　　“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流動性過剩、固定資產投資過度增長等很多問題，都與出口帶動有關。”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解釋道。 

　　三駕馬車并駕齊驅，任何一駕馬車落后了或者超前了，都會制約整體的前進速度。但是，一直以來，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三駕馬車的“出口、投資、消費”，其中的前兩駕馬車跑快了。 

　　生死一線間 

　　轉型必然帶來陣痛。 

　　自2006年9月頻繁調整出口退稅以來，李天季和圈內人見面必不可少的話題就是政策，“什么時候調啊？”、“再調下去就沒得做了”是常常能聽到的話。 

　　李天季是江蘇常熟瀛城貿易公司的業務員，負責出口服裝。5月份聽到傳聞之后，他就按照傳聞中的下調4個點提高了價格，但是提高價格后，只簽下了一些老客戶。“4月份以前的訂單基本上等于白做了，改革之后，走著看吧，希望國外客戶能慢慢接受中國企業的普遍提價。” 

　　入行三年，李天季見證了紡織服裝業的興衰。“以前最高時能有30%以上的利潤，現在能有5%就偷笑了。如果政策繼續，我們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李天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在中國紡織品商會副會長曹新宇看來：“除了出口退稅逐年下調帶來的影響外，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政策轉型之時，生死往往一線之間。 

　　據李天季介紹，相鄰的吳江以粘膠纖維(服裝面料)出口和羽絨服內銷為主要支柱產業，但去年的暖冬導致一批內銷的羽絨服企業關門，今年的政策則可能導致一批外銷廠商關門，因為粘膠纖維的出口退稅率在此次調整中降了6%。 

　　對于這種困局，隆國強認為“出口退稅政策肯定會對部分企業和產業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但他認為，“更多的企業還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藥效尚有限 

　　實際上，在歷年進行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中，企業已經有所行動。 

　　中國紡織品商會副會長曹新宇建議，紡織品企業可以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來考慮下一步的發展道路，生產低端產品的企業可以考慮從歐美市場轉向亞洲或非洲市場，生產中端產品的企業可以考慮走品牌發展之路。“紡織品企業不要把這次調整單純看為出口退稅率的政策，而應該理解為我們國家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曹新宇說。 

　　本輪出口退稅政策的政策意圖非常明朗，財政部在政策公布第二天的答記者問中，闡述了此次政策的兩個目的：解決貿易順差和促進出口結構甚至產業結構升級。 

　　資源性產品也是此輪調整的重點之一，實際上此前已經有過調整。國內某知名耐材公司海外事業部員工說：“2006年把我們公司的鎂砂制品的出口退稅降到零以后，議價能力和競爭力較以前有所下降。不過，坦白地講，目前重復建設嚴重，如果通過政策保留優質企業、加速行業整合，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目前這輪史無前例的大調整能否達成預期目的還不明朗。 

　　“一些應對政策的生存方式不夠積極，比如簡單把成本轉嫁到上游企業，或者直接壓低勞動力成本，”馬宇說，“如果這樣，本次政策傳遞出來的調整出口結構的意圖就不能實現。” 

　　另一個問題可能更為關鍵。 

　　“553項‘兩高一資’在整個出口退稅額中占比很小，2268項易引起貿易摩擦的產品，則是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因此新政策短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貿易順差的增長速度，但長期看仍會維持在一個高水平上。”隆國強認為。中信建投證券的分析師潘向東和許燕妮持同樣的觀點。兩位在針對此次出口退稅率大調整的報告中指出，對出口額最大的機電產品調整不大，也是藥效有限的原因之一。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育新博士認為：“削減貿易順差需要多種手段組合使用，單獨一個工具是不能奏效的，而且任何一項政策工具都有其副作用。就根本而言，還是需要靠擴大進口來平衡。” 

　　央行副行長吳曉靈也在近期指出，中國政府正在進行外貿政策清理工作，變過去外匯短缺時期的“獎勵出口、限制進口”政策為“鼓勵進口”。 

　　出口退稅不應調來調去 

　　山雨欲來風滿樓。事實上，早在4月份，外貿圈就廣泛流傳著一份《財政部擬調整出口退稅的名單》。5月末的時候，李天季也曾集中接到了好多從上海、江蘇、浙江的同行處打來的電話，內容指向同一個話題：快要調整出口退稅了。搶出口、提價格、簽合同附帶條款，這些工作李天季在6月初就都做完了。 

　　類似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發生，年初就曾經傳聞即將出臺調整文件。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當時就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2月分別同比增長54.4%和80.3%，3月又分別同比下降20.2%和27.4%。 

　　“政策讓我們有些無所適從，因為不知道何時會改、改多少，我們只能綜合各方面的信息去猜。”李天季的看法在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外貿從業人員中很有共鳴。 

　　對此，曹新宇認為“紡織品企業不應該緊盯著政策，一有傳言就去搶出口，那樣路子只能越做越窄，越沒有方向”。 

　　而張燕生則從政策制定的方面提出，未來的政策制定還應注意整個貿易激勵機制的調整以及政策的中性化，否則，就可能會影響到企業的經營預期與決策。 

　　1994年，中國對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后，出口退稅政策幾易其章，出口的漲跌也隨之出現較為明顯的變化。像亞洲金融危機和1996年的退稅率下調，就曾導致1998年我國的出口形勢非常嚴峻，全年只增長了0.5個百分點，以至于1998年再次提出鼓勵出口的政策，逐步恢復退稅率。 

　　對此，隆國強認為，出口退稅政策是一項最基本的貿易制度，不應該調來調去，而應該穩定下來。(李天季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