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中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兩種主要手段,實現經濟總量平衡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由于價格和工資粘性，宏觀經濟的非均衡是一種常態。要保證充分就業產出水平的實現，即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必須依靠政府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的調控措施。 

 
由于財政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不同，對產出構成的影響不同，影響的范圍不同，執行的靈活性和速度不同，政策后果的確定性不同以及非意圖的副作用不同，使得兩種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機制、運作特點和局限性，因此，為了實現經濟總量平衡的目標，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便非常必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長江證券股份公司聯合研究小組
　　研究總指導：李揚、王國剛、李格平
　　研究小組成員：彭興韻、張嵐、楊濤、卞志村、徐亞平、焦國華、李潔、胡維維
　　本報告執筆人：徐亞平、彭興韻
　　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總量平衡實際就是要努力實現經濟的高增長、低通脹，也就是又快又好地發展。從中長期來說，高增長與低通脹之間是統一的。按照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產出水平之前，擴張性經濟政策不會導致價格水平的相應上漲，即沒有超出潛在產出水平的經濟增長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但從短期來說，這兩者之間又存在著平衡關系。理論上，有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利情況，一是由于更加重視通脹水平的穩定而影響了產出穩定；或者由于更加偏好產出目標而影響了通脹穩定的目標。對于中國來說，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經濟增長和就業是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因此在實踐中容易出現的是第二種情況。
　　一般來說，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沒有超出潛在產出水平的經濟增長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但在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情況來看，高增長往往伴隨高通貨膨脹壓力。
　　為了進一步明確判斷經濟增長因素和貨幣供給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可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對通貨膨脹率、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貨幣M2增長率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和貨幣M2增長率對通貨膨脹率都有比較明顯的正向影響，這種影響在滯后6個季度后達到最大，而且，經濟增長因素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程度要明顯大于貨幣供給因素。另外，造成通貨膨脹水平波動50%左右的貢獻來自于自身因素；經濟增長因素對通貨膨脹水平波動的影響在滯后9個季度時逐步趨于穩定，解釋程度為40%左右。貨幣供給因素對通貨膨脹水平波動的影響在滯后6個季度時逐步趨于穩定，解釋程度為10%左右。這同樣說明經濟增長因素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程度要明顯大于貨幣供給因素。這一結論告訴我們，追求經濟增長往往是通貨膨脹的直接誘因，中央銀行很難獨立控制住通貨膨脹水平。并且我國的財政投資占有很大的比重，這些投資與私人投資相比，對利率等的變化相比而言敏感性要低，因此，如果沒有財政政策的配合，貨幣政策很難起到很好的調控效果。
　　從宏觀經濟運行態勢來說，當經濟明顯過熱或蕭條時，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無異議的，雙緊或雙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第一階段是1979年到1984年，總體“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第二階段是從1985年到1997年，總體“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第三階段是從1998-2002年，“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連續8次降低利率，增強企業投資信心；財政部則通過支出與稅收政策來刺激需求，主要表現為實行財政支出政策，不斷擴大公債的發行，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對部分企業實行減免稅收的政策。在這一反經濟周期波動時期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使得國民經濟擺脫了通貨緊縮的陰影。第四階段是從2003年至今，“雙穩健”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表現為降低財政政策的“積極度”，縮減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規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等；貨幣政策方面則十多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加大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和八次調整利率。應當說，這幾次的政策協調對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發揮了積極的成效。
　　從我國宏觀調控的發展方向來說，為了實現經濟總量平衡的目標，努力維持宏觀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財政貨幣政策應該都是雙穩健的。對于穩健的貨幣政策，“穩”，體現著中央銀行要始終注意穩定貨幣、穩定金融，不能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切實際地搞擴張性貨幣供應；“健”，則體現著中央銀行的政策并不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政策，而是在保證金融穩定與安全的前提下，通過調控貨幣供給和信貸的數量與結構等，支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和擴大就業機會。對于穩健的財政政策，一方面，應盡量減少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資，以避免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同時，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應適度放松對基礎性，公益性等項目的投資，適度增加財政在社會保障等領域的轉移支付水平。這樣，一方面，有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防止由于財政投資的“淡出”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效應。同時，穩健財政政策也能夠有力支持貨幣政策的實施。因為一方面我們要采取宏觀政策措施抑制中國經濟繼續過熱，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防止過度緊縮，避免出現經濟大幅度的下跌或滑坡。如果中國經濟的調整出現硬著陸，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跌，將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負面作用。如果在實行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同時，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則可較好預防貨幣政策的矯枉過正。
　　在財政貨幣政策的具體配合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定財政貨幣政策的主從關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運用不存在固定模式，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兩者要在一致的宏觀目標下，相互配合與協調。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啟動經濟的擴張性政策中，應以財政政策為主。但在經濟增長偏快和過熱時，應以貨幣政策為主體，同時財政政策應注意與貨幣政策相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與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采取的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主要是通過建立政府銀行，以比市場或商業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為需要國家支持的特定對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較強的財政性，又有明確的金融性，具有財政資金“無償撥付”和金融資金“有償借貸”的雙重性機制；既有政府的優勢，又有銀行的優勢，既彌補了市場經濟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它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巧妙結合體。除了直接提供資本金以外，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借款、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多種形式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運作和發展。政策性金融機構是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的機構，一般要以政府經濟職能和政策為依據，按照政府的意圖來安排其融資活動和資產負債結構。
　　大量財政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也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997年以后為了擴大內需，我國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了財政直接投資的力度，所以對政策性銀行撥付資金很少。時至今日，政府應該實施更加穩健的財政政策，加大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讓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更多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三、稅收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復雜多變，通脹與通縮之間往往僅是一線天，所以在實現宏觀調控的時候，強調的是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即使經濟發展偏快，也是“有保有壓，不搞一刀切”，既防通貨膨脹，又防通貨緊縮。貨幣政策通過調控利率水平和貨幣供應，側重于總需求總量調整。在采取貨幣政策遏制通脹勢頭的時候，如果采取適當減稅政策，或有選擇的采取減稅政策，如在重點領域實行鼓勵投資的稅收減免、加速折舊政策等，則可較好起到既防通貨膨脹，又防通貨緊縮。
　　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都表明，財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經濟衰退，啟動經濟增長的長期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發行長期國債并不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稅收才是克服經濟衰退，擴大內需，啟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最長期的財政政策手段。從美國多年成功的宏觀調控實踐來看，每當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經濟增長速度減慢時，美國歷屆政府首先采用的財政政策手段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減稅。我國自1998年開始，實施了多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以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拉動政府投資為主要政策工具。這對當時擴大內需、啟動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當前我國投資需求已經很旺盛，還出現了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現象，因此應重視和充分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
　　四、國債政策與公開市場業務的協調配合。
　　作為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主要切入點，國債既直接制約著財政發行，同時又是影響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兩者配合不默契的情況，導致政策效果的相互抵消。例如，1998年2月財政部發行國債，當這筆國債還沒有認購完畢時，中國人民銀行于3月25日宣布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銀行存貸款利率明顯低于國債發行利率，給財政部造成很大壓力。在此情況下，財政部不得不作出臨時決定，暫停這次國債的發行工作，把國債的利率降低到與銀行存款利率大致相同的程度繼續發行。短期國債具有利率低、流動性強的特征，非常適合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操作的對象，為中央銀行票據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奠定基礎。因此，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債管理制度,切實推行國債余額管理,增加短期國債的發行,豐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把國債作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新基點，實現國債的滾動發行，完善人民銀行所持債權資產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
　　五、政策制定體系的配合。
　　從政策的實施體系來看，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專業分支機構都是其派出機構，其業務的運作呈現出顯著的中央控制特色和縱向的一致性。相比較之下，我國財政體制改革以后，財政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稅務分為國稅和地稅兩極格局，中央和地方之間“分利”沖突更為明顯，地方政府已具有了較大的自主權，它不僅是中央政策的執行者，也是地區的政策制定者。當前我國財政政策帶有明顯的橫向格局和區域色彩，這就難免產生地方保護和區域割據的現象，使統一的貨幣政策面對不統一的財政政策。因此，只有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來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的決策者和實施者之間的行為，才能夠更好地保證財政貨幣政策制定、實施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