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革命以來，最為突出的世界歷史進程就是全球化。跨國公司、資本流動、自由貿易以及全球性生產分工，使全球的物流、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空前加快，全球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全球化對全球勞動力市場的組成和運行產生著深刻影響。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非正規就業不僅包括非正規部門中的就業，也包括正規部門中的各種非標準化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說，就是在傳統的規范性、標準化的適應機器大工業時代的就業形態之外的各種經濟活動的類型和形態，都屬于非正規就業。有數據表明，非洲非農就業的80%，城市就業的60%以上和新增就業的90%是非正規就業，而印度整個國家的非正規就業更占到了總就業的93%以上。在我國，城鎮中非正規就業的比重據估計也已達到59—65%的水平。全球化的力量是全球范圍內非正規就業不斷發展的一個驅動者，甚至可以認為，非正規就業是與全球化力量的擴展相伴隨而發展的。

　　世界經濟的高度流動性和競爭性，使得產品市場、商品市場更新換代加快，客戶的需求越來越小規模和個性化。為此，企業必須尋求一種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能不斷順應市場需求的生產組織方式。這種生產模式，對勞動者來說也就是“非正規就業”模式，在勞動用工方面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彈性化”，即大量采用“非正規雇傭”或“彈性用工”取代雇傭大量固定工的傳統工作方式。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通過全球產業分工和生產鏈條的組合方式，來實現跨國資本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市場的整合。發達國家本國的勞動力成本較高，資本不斷外流，許多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向低勞動力成本國家轉移，不斷細分的生產分工和業務外包也隨之迅速發展。通過把一些非核心、不擅長的或低附加值的相關業務外包給其他國家的企業，跨國公司用訂單直接掌控各國、各地區的生產商和代理商；而各地的生產商則直接控制著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產線和工人；具體的生產工廠還會延伸出更為復雜的轉包生產關系，如接單工人在生產旺季時通常會把訂單外發到其他工廠或家庭作坊。這樣的行為無疑為企業節省了寶貴的時間精力與管理成本，但同時也使發展中國家及其國民成為嵌入生產體系末梢的“看不見的企業”（家庭工廠），和看不見的工人（沒有登記和沒有合同的從業者），客觀上為非正規部門及從業者提供了滋生與發展的機會。

　　經濟全球化下的非正規就業，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以及在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國家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形式和發揮的作用存在很大差異。在發達國家中，非正規就業往往是規范的和被登錄的，也基本上有工會的保護，有穩定的社會保障、存在必要的就業管理。而從總體上說，發展中國家的非正規就業似乎更多地被用來描述這些國家的貧困、低社會保護、血汗工廠、非制度化管理等等的特征。

　　客觀地看，中國經濟在全球化進程中表現出了相當大程度的繁榮，但中國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就業的發展，也具有強烈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改革開放以來，非正規就業已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形式。事實上，我國的產業結構還主要處在國際分工價值鏈中的低端環節。利潤率水平較低，使企業對提高勞動標準、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性缺乏動力和能力。如果說處于全球產業鏈高端的經濟部門通過經濟的非正規性和靈活性來獲得額外的利益，由于中國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非正規就業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降低了勞動者的總體福利，并對公共環境和公共積累帶來負面影響。

　　然而，為了避免全球化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利影響，固步自封和仇視全球化等保守主義情緒也是不可取的。勞動力市場非正規性強化的癥結其實不是全球化，而是自身在全球化體系中的地位。當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能轉變得更快，在全球價值體系中處于更高的位置，我們也就越能夠獲得全球化的好處，也就越能通過就業的非正規性為經濟發展創造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看，全球化對非正規就業可能更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推動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就業發展的同時，也包含著一定的促進勞動標準的全球認同，和促進勞動力市場合理化的內在機制。因此我們更需要認真思考，在全球化的時代如何利用和適應全球化的體制和機制，來實現優化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和促進經濟發展雙重性目標的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