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周慧蘭 曹理達 
　　 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 
　　 《21世紀》：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對外開放的問題上面臨多種選擇，為什么最后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為什么會成為“世界工廠”，出口結構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 
　　 張燕生：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之后，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如何成功實現經濟體制轉軌；二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如何成功實現經濟起飛和發展。這既是中國面對的發展難題，也是世界性的發展難題。因為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從理論到實踐成功地解決大國的發展和轉軌問題。 
　　 我們選擇了經濟體制改革之路，從尊重價值規律到發展商品經濟，再到明確改革的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變化反映在經濟結構上，是從前30年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重新回到勞動力密集型的輕紡工業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戰略上來。這是市場規律的作用。沒有經濟體制改革的選擇，是不會出現這個變化的。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要成功實現工業化，當時面臨著兩個戰略選擇：一是“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二是“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在1950年代-1970年代，當時世界頂尖的發展經濟學家都認為，窮國無法用開放的方式實現經濟起飛和國民富裕，例如，普雷維什、辛格和納克斯都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窮國可以出口的主要是農產品(20.32,0.07,0.35%,吧)和礦產品等初級產品。相對于富國才能生產的工業品，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有越來越便宜的趨勢。這意味著，窮國出口越多農產品和礦產品，可以換回來的工業品越少，出口購買力越差，怎么能實現富裕的目標呢。相反，如果模仿富國的經濟結構，通過國家動員和分配資源，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生產自己的工業品，替代國際市場上越來越貴的工業品進口，那么，窮國會逐步發展工業、積累財富。美國和德國這些以前的殖民地和農業國，都是通過保護本國市場、發展本國工業而發達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印度、巴西以及亞非拉的絕大多數窮國，都選擇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但東亞的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等小經濟體則由于美國援助和本地市場太小等原因，在1960年代先后轉向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事實證明，后者的發展業績比前者好。原因是什么？1980年代以后，國際上出現了“新增長理論”，認為是開放激活了這些經濟體的內生性增長因素，因此，它們發展業績顯著。 
　　 中國也對自己前30年的發展實踐進行了深刻反省，認識到，內向型發展隔離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拉大了差距，只有對外開放才能實現中國崛起的目標。否則，經濟只會走向崩潰的邊緣。 
　　 因此，無論是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和實踐，都告訴我們，一要改革，建立市場與政府互動發展的體制；二要開放，建立中國與世界互動發展的聯系。 
　　 趙晉平：改革開放之前，進出口貿易是統制專營式的，基本上是一種國家行為，國內外市場的供求關系得不到有效的反映。在短時間內，僅僅依靠國內市場，想要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國家，有很多的困難。所以小平同志提出，需要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這就需要考慮自身的發展條件是什么。當時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形成工業體系，但是工業產品在國際上是沒有競爭力的。要從工業上發展外向型經濟，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我們的比較優勢是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因此，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的外向型發展道路，是由當時的歷史階段所決定的。 
　　 所謂“世界工廠”，是國外對中國的一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要把中國定位在全球經濟產業鏈的低端。從目前的階段來說，我們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世界工廠，而是具備相當研發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的經濟體。 
　　 王子先：我們搞出口導向戰略，和將對外開放確定為基本國策的初衷相一致。當時中國正面臨著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資金和外匯雙缺口的問題，尤其是改革之前過于重視重工業發展，導致滿足居民生活需要的輕紡等產業非常落后。要改變這種局面，一是通過開放對外貿易，二是通過對外資開放。 
　　 實行貿易開放的出口導向戰略，是學習“亞洲四小龍”的做法。那時發達國家正經歷了一輪大蕭條，大量資本、產業向外轉移；“亞洲四小龍”也面臨著貨幣升值的壓力，也在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根據當時的形勢，我們及時地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在外貿領域實行出口導向的戰略，既解決了外匯瓶頸，也充分利用了港澳特別是香港的中間橋梁作用，承接了輕紡產業的轉移，使消費品工業得到了大發展，長期依賴進口的發展模式轉變成以輕紡消費品出口為主的出口結構。 
　　 從局部開放到全面開放 
　　 《21世紀》：對外開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逐步推進，外貿體制經過多次的調整，而開放的區域也是從沿海延伸到內地。為什么當時會采取漸進的開放路徑？ 
　　 張燕生：從全球的大背景來看，1980年代以來，世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擴大開放，擴大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促進資本、技術、商品和服務的全球流動；二是市場化，擴大市場配置資源的規模和范圍，增進全球經濟福利。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在對外開放之初，我們建立了4個沿海經濟特區，加上后來的海南島是5個。從今天的情況來看，這5個特區，發展最成功的是深圳，深圳是內地的橋頭堡，香港又是深圳面向外面世界的橋頭堡，通過這兩個體制轉換器，建立了中國進入了世界、世界也進入了中國的通道和橋梁。 
　　 由于我們率先開放的經濟特區毗鄰香港、面對東南亞，而香港和東南亞的成功經驗又是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當時又嚴重短缺外匯，因此，我們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外向型的出口導向戰略，把這些小經濟體的成功發展戰略，通過深圳移植到國內。 
　　 外向型戰略成功地解決了幾個問題，一是成功實現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它們又作為示范，帶動了全國的對外開放；二是成功地培育了市場經濟因素，通過引入外來競爭，促進我國經濟體系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三是成功打通了中國通向世界的海陸空通道，從外匯和資本短缺轉變為外匯和資本充裕。從本質上講，這個戰略使中國成功地啟動了社會主義大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變遷，解決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難題；也使中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進步，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成功地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但是，這個戰略也存在問題，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它是小經濟體的發展模式，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是外向型的。小經濟體搞外向型經濟不會引起太大的貿易沖突和摩擦，大國則不同。此外，這個戰略在成功實現動態比較優勢的轉型升級方面存在陷阱，即路徑依賴的負效應，因此是不能持久的。 
　　 趙晉平：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的思想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想法早已成熟。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里說過，我們需要把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和技術，作為我們發展的一個起點。利用外資實際就是承接產業轉移的一種體現。但在當時，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備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這樣的條件。大部分地區還是延續計劃經濟體制，在制度和投資環境方面，和國際市場環境的差異非常大。當時企業的形態，主要是以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為主，尚未發展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外企業進入會有很多的制度性障礙。 
　　 因此，我們的改革采取了由沿海向內陸逐步推進的方式。從先期開放的一些沿海城市開始，創造制度和政策的條件，來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所謂承接轉移，主要是“三來一補”型的加工貿易，需要臨近國際市場。從空間位置上，沿海地區具備這樣的條件，同時，沿海地區的在交通運輸、產業配套等方面的條件都更為適宜。 
　　 外貿的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使得外貿領域開始具備更多的市場因素。企業開始成為市場的主體，自負盈虧，開始具備市場主體的典型特征。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但是這種改革不可能是一步到位。我們的企業過去長期在行政指導下進行生產，不可能馬上具備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當時我們的外匯儲備是非常緊缺的，需要通過鼓勵出口來獲得更多的外匯。因此，當時對于很多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政府提供了補貼。政府和市場因素的并存，是漸進式改革的一個特征。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作用在逐步淡化。 
　　 王子先：1988年提出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大的國際背景是：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步伐加快；而中國的加工業領域，沿海和內地搶市場和資源，矛盾極度尖銳。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副研究員王建提出“國際大循環理論”，發展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把沿海推向國際市場，把國內市場騰出空間來給內地發展工業。實踐證明，中央提出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是具有前瞻性的，既抓住了有利的國際機遇，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沿海和內地搶市場和資源的矛盾；既加快了沿海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其加入到國際分工的鏈條中去，也為中西部地區創造了發展的機遇。 
　　 《21世紀》：在出口方面，中國的表現非常強勁，在進口方面，我們的開放程度是否與出口相匹配？最近幾年來，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不斷，是否說明我們的開放程度落后于中國外貿的發展？ 
　　 趙晉平：入世以來，我們按照WTO多邊貿易體制框架的規則，調整我們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市場機制。同時，中國經濟在更深的層次、更廣的范圍上參與經濟全球化，使得我們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另外，從進口市場開放這個角度來看，也解決了國內企業技術改造，更新設備等方面的產品需求。 
　　 應該說，中國與一些國家在對外貿易方面的摩擦，和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基本上沒有直接關系。比如說，中國紡織品所面臨的貿易摩擦，恰恰是因為對方的貿易保護主義所導致。世貿針對中國貿易政策的審議，中國每次都是順利通過的，這就表明來自世貿組織的專家，對中國履行承諾和開放市場的進展還是滿意的。 
　　 至于服務貿易領域，關于批發零售商業機構的準入，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等等領域的開放，我們都按照承諾在過渡期結束之前兌現了，服務業開放在穩步推進。但是，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服務業開放是和制度條件聯系在一起的。比如金融機構業務的全面開放，跟資本管制制度本身存在著沖突，所以需要相互協調匹配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服務業的開放，如果超出了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或者超過入世承諾，我們還是應該采取一種謹慎的態度，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方式，不能一蹴而就。盲目的一蹴而就式的開放，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可能會對經濟造成大的沖擊，導致我們經濟大起大落。我們要采取謹慎的態度，但對于承諾了的開放進度，我們則要堅決兌現。 
　　 朝向產業升級轉型 
　　 《21世紀》：可以說，中國的外貿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這是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但現在這種外貿結構遇到了很多問題，中國需要進行產業升級，實現外貿結構的轉變。我們應當如何促使這種轉變發生？ 
　　 趙晉平：中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發展現代工業，特別是現代制造業，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發展道路。 
　　 強調制造業的發展，并不是否定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它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們繼續堅持工業化道路，通過這種方式解決更多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積累更多的資本，滿足人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需要，以及國際市場的需要，這是我們發展制造業的目標。但不可否認，服務業的發展也需要以制造業為基礎。圍繞制造業的發展，很多和生產相關的服務業會得到相應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也反過來為制造業提供了更多服務的配套，為制造業提供了更多市場空間，比如金融業的發展，就和制造業有著互相促進的關系。 
　　 今后需要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比較低。二是服務業的發展有利于制造業，滿足制造業對服務配套的需要，有助于工業升級。三是服務業的發展，可以更多、更快解決勞動力就業方面的壓力，服務業和制造業不同，制造業需要更多要素投入，需要設備、工廠、土地等資源，才能提供就業崗位，服務業相對來說更容易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四是服務業和老百姓生活質量有非常直接的關系。只有通過加快服務業發展，形成和制造業相適應的高水平的服務業，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質量，這也是對整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五是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是國家發展水平上升的標志。 
　　 王子先：從中國的要素結構看，目前這個階段的特點還是人口龐大，勞動力比較優勢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小國的不同在于，大國可以在發展制造業包括中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同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這兩者在邏輯上并不矛盾。 
　　 對于低端制造業，沿海地區可能已經沒有產業空間和吸納能力了，但是廣大中西部地區工業水平還很低，勞動力、人口、土地、資源都有空間，中國這么大的國家，不能簡單地把一個地區的發展模式在全國推行。 
　　 張燕生：我認為對中國來講，目前，實現比較優勢的轉型升級是必然的趨勢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因為人民幣匯率快速升值、相對勞動力成本提高、資源和要素價格上升都是必然的趨勢，當所有的東西都變貴了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當然應該生產更貴的東西，提供更能夠為生產帶來中間增值的服務，如研發和創新、綜合物流和運輸、金融和保險、專才和專業服務、資訊和咨詢等等。所以，產業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轉型升級是唯一的生路。 
　　 中國的優勢是人多，不僅僅是低端的農民工多，而且高端人才也多。我們為什么光搞血汗工廠、過度使用農民工呢？原因非常簡單，一是體制、管理和政策不完善，缺少相應的制度規定和落實程序；二是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如一定時期內的勞動力無限供給；三是招商引資和出口導向是發展經濟的重要抓手。而世界資本來中國是沖著兩個目的：一是看中了中國巨大的市場，二是看中了中國便宜的勞動力。這導致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發展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確實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講，利用的主要是低端勞動力。 
　　 《21世紀》：中國勞動密集為主的產業結構已經形成，那么，應該選擇怎樣的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路徑？ 
　　 趙晉平：在初期發展的時候，外貿主要是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出口規模增長很快，但我們的產業技術水平并沒有很明顯提升。這是很多人批評加工貿易的主要原因。但是應該看到，技術水平的提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目前加工貿易的占的比例還很大，但是我相信，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我們在很多領域的技術能力都在逐步提高，加工貿易在國內進行零部件和材料配套的采購比例會迅速上升，這是提高中國制造業技術水平的重要途徑。 
　　 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者之間并不矛盾。比如紡織業，60%的市場在國外，資金來源中外商投資大概占到30%-40%左右。紡織業真正占用國內資金，特別是稀缺資金的比例很低，并沒有對高科技產業形成擠占效應。所以，不能認為由于發展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使得高科技的產業的發展滯后。 
　　 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長期保持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不能完全依賴于通過擴大出口帶動我們經濟長期的增長。凡是出口依存度比較高的國家，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比較高。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市場影響，而外部市場存在著不確定性的風險。 
　　 王子先：當前，以低端、中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制造業面臨著全方位的挑戰，產業轉型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對此，我們應該全面地看待：一方面，我們應當遵循工業化和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將資源、要素、勞動力價格按照市場規律逐步地進行改革和調整，并讓企業主動地承受、消化、適應，緩解這個壓力。另一方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沒有誰會采取產業、貿易政策去限制自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在就業問題還沒解決的情況下。 
　　 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一些部門和地方的認識還不全面。當前，制造業企業已經遭遇巨大的壓力，作為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政府，就應該給企業化解壓力，為它提供更多、更優良的服務，而不是在這個時候頻繁密集地出臺緊縮政策。即使是合理的政策調整，也應該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科學有序地進行。所以，目前理性的選擇應該是，政府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化解壓力、渡過危機。 
　　 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匯率制度是緩解對外經濟失衡的一個政策工具，但我們不能完全依靠貨幣政策來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尤其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是通過匯率升值來實現產業升級的。想通過人民幣加快升值來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目標，從理論到實際上都缺乏依據，負面影響很大，并隱藏巨大風險。外部失衡的癥結還是在內部失衡，中國的高儲蓄率、高投資率、低消費率，導致產業發展高度依賴出口，因此，我們應當從源頭抓起，擴大消費。 
　　 張燕生：我們怎么形成一個新的競爭優勢？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靠研發和創新。二是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過去經濟發展的抓手是招商引資，這相當于把非常便宜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讓利給外資，然后讓全球使用廉價勞動力的產業都轉移到中國來，現階段的招商引資應該更多地轉向體制創新，鼓勵外資企業與中國企業合作互動，鼓勵內資企業自強。東亞模式中，成功的經濟體很大程度是依靠自主創新發展起來的。所以，中國也要調整整個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從過去片面強調招商引資培育市場經濟因素的方法，向培育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