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增長方式的局限和弊端由來已久，社會各界對其危害性認識比較一致，都認為這種增長方式難以為繼，不過令人遺憾的是，至今這種方式仍未有根本性改變。” 
　　
日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臧躍茹，表達了上述看法。她認為，在“十一五”后期，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盡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沒有改變，但宏觀經濟政策將重點轉向了保增長，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同時，這種粗放的、不計成本的增長還有回頭的傾向。 
　　
對于轉變發展方式，臧躍茹有著長期而深入的研究，在比較總結“九五”以來各時期轉變發展方式的側重點之后，她認為，對于中國來說，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迫切并十分必要，但同時也需要考慮發展的非均衡性和問題的復雜性等因素，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政策上不能搞平均化、一刀切，而要更多地考慮轉變方式的多元性和多樣性。 
　　
特殊國情決定粗放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點 
   
中國處于“投資推動發展階段”或“要素推動發展階段”，其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與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種方式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客觀規律性。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受生產力水平的制約，有其一般規律性因素。中國經濟過去的發展進程，決定了其粗放型增長的特點。 
　　
臧躍茹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供給不足，改革開放釋放的巨大活力帶來補償性的、填補空白式的快速增長，粗放式增長的主客觀條件都非常具備。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買方市場”出現，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增長面臨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的約束。政府開始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時期增長依然保持了一個較高速度的增長，主要靠調整產業結構為主線的投資帶動，國債投資基礎產業帶動，及產品出口的帶動。地區差別顯現以后，東部發達地區成為經濟增長的示范者和火車頭，中西部加大開發力度進行追趕，也成為經濟增長強大的推動力。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非常重要。這一時期粗放型的增長方式的特點依然沒有轉變。 
　　
2002年下半年開始，由于消費結構升級和城鎮化進程加快，重化工業帶動下新的一輪增長正在啟動。現在除少數發達地區外，總體工業化進程還沒有完成，特別是從城鎮化率和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兩個指標看。 
　　
臧躍茹說，中國處于“投資推動發展階段”或“要素推動發展階段”，其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與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種方式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客觀規律性。政府決策時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憑借主觀意志，而應根據發展的實際狀況和階段，尊重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樹立階段性增長目標。 
　　
此外，臧躍茹認為，城鄉二元結構的特殊國情及非均衡的發展，也決定了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 
　　
據介紹，當前中國的城鎮化正以每年大約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快速發展，但目前仍處于城市化滯后階段。城鎮化的過程也是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尤其是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只有通過基礎設施的改善才能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社會發展環境。 
　　
解決城鄉勞動力就業問題增加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難度。解決城鄉勞動力就業問題，在過去、將來都是政府政策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就是要制定有利于擴大就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政策；完成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的戰略目標，也必需保證一定水平的勞動力就業率；解決貧富差距，更需要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臧躍茹認為，在明顯存在地區差距的情況下，我國大規模資源開發階段并沒有過去，增長仍具有明顯的粗放型。在我國尤其是經濟差距較大的西部地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經濟發展，其次才是在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集約化的問題。因而轉變增長方式方面只能提開發和節約并重。事實上近年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靠國債投資和中央預算內的基本建設投資拉動的。建立依靠自身集約化的增長機制需要有一個過程。 
　　
對此，臧躍茹分析指出，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國情及發展的非均衡性，決定了我國增長呈現“投資驅動”的特征將維持較長時間。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化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也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今后幾十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任務。在現有國情下，要發揮比較優勢，處理好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關系，將比較優勢化為現實的國內外競爭力，更加大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難度。 
   
“十二五”轉變發展方式面臨新的重點 
   
“十二五”期間轉變發展方式的重點在五方面，即擴大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低碳經濟、綠色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改善民生；改革面臨戰略性突破。 
　　
據介紹，當前我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仍面臨許多矛盾。一方面是中國未來發展中新老矛盾和隱患交錯，既有如提高創新能力、調整經濟結構、消除二元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過去沒有完全解決的老問題；也有如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人口紅利消失、資源約束等新出現的矛盾；自身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沒有悉數解決。另一方面又要面臨發達國家共同面對的新問題，如可持續發展、人權保障、老齡化社會等。 
　　
臧躍茹認為，轉軌中的問題依然是未來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改革攻堅戰還沒有完成。現階段政府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及國企改革仍是焦點所在；改革進一步拓展到除經濟領域以外的其他領域，政治、社會、文化等新領域的改革還難以形成共識。 
　　
此外，金融危機后多極化競爭加劇，既要面對發展中國家可能存在的“發展中陷阱”，也要面臨大國崛起中發達國家強加給我們的所謂大國的責任，發展的外部環境趨緊。 
　　
面對這些問題，臧躍茹表示，“十二五”時期主要解決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結構性失衡的矛盾，能源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脆弱的問題。傳統“大進大出”、粗放型增長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轉變增長模式重點在調整結構，從過去重點強調調整產業結構轉向調整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以及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全方位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思路更系統。 
　　
她總結了“十二五”期間轉變發展方式的五個重點方面，即擴大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是重點；低碳經濟、綠色增長備受關注；新興戰略產業在結構升級中地位突出；改善民生不再是空談而切實轉為行動；改革面臨戰略性突破。 
　　
眾所周知，消費、投資與出口，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一直以來，投資和出口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消費在經濟增長貢獻中相對滯后，這與以人為本的增長、以及可持續的增長目標都不一致。 
　　
因此，臧躍茹認為，“十二五”時期最大的轉型即是強調內外需平衡發展，擴大內需尤其是居民需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程度。相應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所得和勞動報酬“兩個比重”，以及完善社保制度等，難度更大。 
　　
臧躍茹說，低碳經濟是繼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循環經濟后新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也將可能形成新的發展優勢。同時，七大新興戰略產業明確了方向，使科教興國、人才強國之后，戰略產業立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體系進一步完善。有資金、技術、有人才等創新要素還不完善，必須要有產業支撐，才能占領制高點，實現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臧躍茹表示，轉變發展方式終將取決于改革的決心和步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機制，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轉變，對體制和環境的要求更高，競爭是促使效率提高的最本質的因素，必須根除束縛生產力發展和個體創造動力的體制障礙。 
　　
她認為，“十二五”時期改革重在堅持一貫的執行和操作層面的積極深入推進，改革也需全面轉型，即必須由過去漸近的、局部的或是增量為先、先易后難為特點的改革，轉型為增量和存量改革并重、全面突破、整體推進的改革。繼續完善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和政府管理模式，為推動經濟轉型提供強大動力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