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5月20日訊　叔本華認為，使人恐懼和讓人信賴比起來，前者更為根本。這也印證了富蘭克林提出的著名的“強權即公理”原則。
　　近期，就在印度財政部宣布撤銷對我青霉素工業鹽和6-APA兩項反傾銷案猶在耳際，墨西哥經濟部又提請擬就我阿莫西林產品發起反補貼調查，并已就此正式向我方提請立案前磋商。如墨方確定正式立案，將成為我醫保產品遭遇的首起反補貼調查。
　　而放眼近年來，從保障措施到反傾銷，再到反補貼，歐美發達國家利用這三大貿易救濟措施輪番修筑貿易壁壘以抵制“中國制造”。到如今，由歐美率先發難的對華反補貼措施顯然已經開始向南美地區“傳染”。
　　“強權”使人恐懼，也使人警醒。統計顯示，近4個月以來，我國醫藥產品遭遇的貿易救濟案件總量已超過2009年和2010年發案量總和。
　　分析來看，目前對華貿易救濟案件呈現四大特點：一是涉案產品出口金額較高，如歐盟對我酒石酸日落復審案涉案金額約為2400萬美元，印度對我病員監護儀反傾銷調查預警涉案金額達到1600萬美元；二是調查主體集中在傳統醫藥市場一些長期激烈競爭的產品上，未來該領域或將展開貿易博弈，導致貿易摩擦發案率短期內迅速飆升；三是涉案品種呈多樣化趨勢。除傳統的大宗原料藥以外，監護儀、二氟核苷（一種抗癌專利藥）和分娩模擬器等我國部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多項國際專利高新技術醫藥產品，也正成為貿易救濟調查案件的新目標；四是多家國內龍頭企業涉案，影響甚廣。
　　“手段絕不可能比目的更重要”，誠如叔本華所言。事實上，迫使進口國將主要貿易救濟手段從保障措施和反傾銷轉向反補貼的一個最大動因，是當前WTO其他成員國對反補貼是否適用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一原則模糊不清。而認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已指日可待，屆時再針對中國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將變得相當困難，顯然，具有針對性的反補貼相對好用。
　　值得注意的是，與業界早已熟知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相比，反補貼作為新型貿易壁壘對一國外貿出口和經濟發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首先，反補貼的應訴主體是政府。補貼是政府行為，反補貼的調查對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的威脅主要針對企業和特定行業，而反補貼則會影響被調查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甚至總體經濟戰略。
　　其次，反補貼的調查范圍和影響時間較之反傾銷更為廣泛。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僅涉及特定企業或產品，而反補貼的涉及面更加廣泛，調查范圍可能涉及接受政府補貼對象的下游企業甚至整個產業鏈；同時，相對于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反補貼對一國經濟的影響更加廣泛和持久。為應對反補貼調查，一國政府必須逐步調整相應的貿易和產業政策，這種調整將在長時間內對一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此外，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是，反補貼具有更強的連鎖效應。一旦在反補貼調查中被認定的補貼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員在反補貼調查中援引。此即意味著，政府或者任何公共機構向本國的生產者或出口經營者提供的資金或財政優惠措施，包括現金補貼或其他政策優惠待遇，都將被視為對該產品執行反補貼稅的條件。
　　自2006年美國率先打破不對“非市場經濟體”實施反補貼的長期政策后，歐盟亦開始嘗試重新修訂反補貼法，試水對華貿易救濟政策“變臉”。近日歐盟對我銅版紙實施反傾銷與反補貼雙重貿易救濟手段，即為仿效美國做法之舉。而繼歐美嘗到貿易救濟措施的甜頭后，作為我對南美地區最大出口目的地國家的墨西哥，亦開始出現向歐美學習的苗頭，進一步表明我對外貿易環境變化日趨復雜，競爭亦更加激烈。
　　時逢我國各行各業正在積極推出“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在此，建議業界不要忽略外貿環境的劇烈變化以及各國重新修正貿易保護政策的苗頭，應提前介入制定相對應之舉措。尤其對享有出口補貼或退稅政策的行業鼓勵出口的品種，應制定相應發展風險預警機制，將未來變化因素提前考慮進去。從長遠來考慮，為鼓勵行業有序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向國際市場擴散，應從產業頂層設計入手，將貿易風險扼制在源頭。在保護產業安全的同時，有策略地維護“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才可不再任由“強權”隨意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