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豪
    6月30日是全國鐵路法院、檢察院移交地方的完成節點。這一天，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與哈爾濱鐵路部門簽訂了海拉爾鐵路運輸檢察院的移交接收協議。至此，全國17個鐵路運輸檢察分院、59個基層鐵路運輸檢察院已經全部分別移交給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鐵路法院也在近期集中完成移交任務，其中6月就有黑龍江、新疆、福建、遼寧、吉林等多個省區的鐵路法院與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簽訂了移交協議。一度遲滯甚久的鐵路司法體制改革終于邁出關鍵一步。
    在我國司法機關序列中，鐵路運輸法院和鐵路運輸檢察院屬于專門法院和專門檢察院，它們分別受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不過，由于這兩類機關設在鐵路系統內，鐵法和鐵檢的工作人員既是法官、檢察官，又是鐵路員工，兩機關實際上“由行政主管部門或者企業領導、管理”。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不免要維護部門利益。這顯然違背了司法權的獨立性、中立性、公正性等基本原則，有悖法治的理念和要求。
    鐵路司法體制改革不單單是司法體制領域內的事。此次鐵路法檢移交地方，既可以說是以司法領域為突破口推動鐵路體制整體改革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調整國家行政權、司法權總體格局的一個實驗。
    多年來，有關鐵路改革的討論從未停止。目前鐵路體制的問題集中在兩大矛盾上。一是職權與職責的矛盾。鐵路部門的本職應當集中于鐵路運營活動的監管上，但它既有行政管理權，又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市場活動，還設有公檢法機關。二是行政與市場的矛盾。鐵路部門既是市場監管者，又是經營參與者，甚至成為鐵路市場的壟斷經營者，運網不分，政企不分。一些運輸企業則通過法律、行政法規的授權而獲得某些行政管理職能，加劇了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的混亂局面。這兩對矛盾導致鐵路系統管理體制異常封閉，難以受到外部監督。加上歷史上形成的鐵路體制帶有的軍事化色彩，以及它在當前形勢下對于資源調配、國家穩定的重要意義，改革鐵路體制不免有一種愚公移山般的艱難感。
    但是不改革不行。無論是從建設法治政府、完善現代行政管理體制，還是從理順行政權內外部關系的角度來說，剔除本不屬于鐵路部門的權力，改變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身份合一，都迫切需要實質地展開。如果鐵路體制不進行徹底改革，就不能說政府機構改革已經完成。
    回到鐵路法檢問題上，司法改革其實也面臨幾道難題。首先，鐵路法檢地方化完成后，如何盡快度過回歸的震蕩期，盡快融入法院和檢察院的組織和職權體系，已經成為這些機關不得不仔細思考的現實問題。一方面，法檢內部的權力配置要理順，比如就管轄權來說，鐵路法院設有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兩級，其屬地管轄權是與路局的設置相匹配的，屬地區域往往超過省高級法院的屬地管轄范圍。另一方面，鐵路法檢的工作人員也要完成由雙重身份到法官、檢察官的轉變，真正融入司法機關的人事體系、工作體系和價值體系。
    進一步說，法檢機關要處理好與其他機關的關系，這也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一大核心問題。一是法檢機關與黨的領導的關系。加強和改進黨對司法的領導方式，必須要尊重司法規律，尊重司法的專業判斷和終局性，保障司法工作的專門化。二是法檢機關與公安機關的關系。在社會轉型時期，要努力由維護穩定向創造穩定的轉變，這必須切切實實地保障法檢機關的獨立和權威。三是法檢機關與行政機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客觀來說，行政干預司法的情況現在已經得到了較大改善，但是法檢機關的抗干擾能力還需增強，尤其是在地方行政機關與本地法檢機關的關系上。法檢機關具有國家性，不是地方的法院和檢察院，不過在當前的財政人事保障制度下，地方對于司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鐵路法檢的回歸已經打破了部門化，今后的司法改革必須考慮如何打破地方化。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